导言
 

  “信息化教育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为重要目标的一种的教育方式。”[1]从研究方向上来看,信息化教育是使用当代一切智力的和技术的资源对教育所进行的重新审视研究和开发实施。既然是重新审视研究就需要从基础开始,重要的基础问题之一就是明确回答教育是什么以及教育是如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只有完成这一工作才能够着手研究信息化教育,因为信息化教育首先就是教育。为此,首先需要明确阐述教育的内涵,接下来阐明教育是如何可能的。



第一节 教育的内涵

⒈教育是什么? What is education ?

  桑新民教授和陈建翔先生共同撰写的《教育哲学对话》中提出“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 [2] 由此可知,桑新民、陈建翔提出的教育定义是从根基上对教育是什么(What is education ?)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国哲学家李泽厚在其近著《历史本体论》中,从另外的角度明确阐述了人类的生息蕃衍。李泽厚指出:“人作为生物族类要求‘活’(吃饭),人作为超生物族类以使用—制造工具来维持其‘活'(吃饭)”[3]李泽厚这里既指出了人类的生物特征,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的超生物特征,这是人类生息蕃衍的必要条件,所以“人的吃饭(食衣住行)毕竟是社会生存的存在本体。它是最后的实在,必然的力量,普遍的规律,它的状态、情境和发展在最终意义上决定(制约、影响、主宰)了人的各个方面。”[4]在这里,李泽厚指出了作为生物族类的人类是怎样实现其生息蕃衍(使用—制造工具),这种生息蕃衍的地位(社会生存的存在本体),以及作用(在最终意义上决定了人的各个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生息蕃衍驱动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也就是驱动了这种称之为教育的人类社会行为。

  桑新民、陈建翔和李泽厚的论述是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明确了教育到底是什么,这对阐述教育是如何可能极其必要。本体论(Ontology)虽然是西哲的基础之一,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把从本体论意义上阐述教育看作是使论述体系完备或严谨的一种步骤或手续。西哲本体论对我们研究的意义就是要明确我们所说的这种教育不是想当然的思维游戏,而是在社会中实存确有(即教育是being),也就是对What is education ?给予明确的回答。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分析探讨教育是如何可能的基础,我们的研究才有社会意义。

2.教育是人类的社会行为

  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指出,“人是群体动物,”[5]其原因是“人没有锐爪、强臂、利齿、巨躯而现实地历史地活下来极不容易。不容易而又奋力活着,这本身就成为一种意义和意识”[6]因此 “……人类一开始便是某种群居生物族类,其个体生存是与该群体生存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人类不但是群居,而且是以社会形态实现其生存的目标。基于这种情况,“个体为自己也就必需为群体(氏族、家庭、团体、民族、阶级、国家)的生存而奋斗。这种奋斗甚至牺牲成了人所以为人的最后的伦理学实在。”因之,“任何群体都需要这种伦理要求,并将它变成自觉意识来约束、统治个体,以维持其群体与族类的生存延续。”[7]

  因此,教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是人类的一项社会行为,可以说是和人类这一特殊的动物种群一同出现的,为该种群特有的社会性行为。从根基上看,教育行为形式是通过特定的活动(行为)实现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社会生活规范的承传、开发与拓展,目的是以此保证个体以及族群的生存、繁衍,这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而且日后不同文明的演化和承传就是植根于这种基础之上的。教育不但关乎个体的生存,同时也关乎群体(种群、族群乃至日后的国家)的生存、延续、蕃衍和发展,所以,教育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目标为导向的,面向人群的有组织的活动,所以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社会行为。当前世界各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就是其多年发展演化的产物。因此,从教育本身看,不能把学校教育只看作是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场所。实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才是学校的最根本的专业职能。

  教育既然是社会行为,那么在人类社会结构中教育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地位呢?在桑新民、陈建翔合作撰写的《教育哲学对话》中,桑新民提出了社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三个概念用于论述他对教育的见解。陈建翔在这三个生产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他对教育本体的见解,并且通过对教育本体的阐述明确了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定位。

  陈建翔指出:“教育本体,可能是与教育本质、教育主体、教育功能、教育目的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内涵是为教育在诸种关系网络中‘定位',说明教育安身立命的‘究竟'何在。”……“我的看法可称作‘教育中项论'。教育中项论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教育是一个中项'。‘是'表示事物的存在,这是针对教育本体,针对教育外部关系的,……另一个意思是说‘教育有一个中项',‘有'表示事物的特性,这是针对教学特性,针对教育内部关系的,…”

  “我认为,从本体或‘根'上来说,教育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个系统既与社会的方面和个人的方面有着深刻全面的联系,又不能完全归结或依附于其中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介于社会和个人之间,往返流动,规定彼此,造成二者的共同丰富和相互提升。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所蕴涵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整体与个性、组织与心理等等矛盾,即使通过教育这个特殊的中项来得以解决的。”

  “所谓‘中项',它包含这样几个意思:一是独立,单独成项;二是中介,旨在为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做沟通的桥梁;三是动态平衡,保持和加速所沟通两方面的和谐发展。”

  “持教育中项论,或者说确认教育的本体,其实质是要为进入教育的社会因素设置一个‘过滤器',为进入教育的个人发展提供一个‘指示器'。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在教育以外,是随机的、不可控制的,而通过教育的影响,就可能而且必须加以控制。也就是说,社会因素不是直接作用于个人,而是经过教育的选择、组织、改造、系统化,间接地作用于个人。教育对社会因素的‘筛选',依据的是个人的和谐发展的可能和需要。教育要用个人来规定社会,这是教育的第一个‘绝对命令'。教育如果不能遵循这个‘绝对命令',不能依据个人的和谐发展去‘筛选'社会因素,那么它就很容易变成‘非教育'的东西。在依附的而非独立的教育中,教育对社会因素丧失了‘筛选'功能,使得社会因素长驱直入。恣意驰骋,结果往往要侵害受教育者。所以,在教育中项论看来,任何进入教育的社会因素都要加以‘教育化'的改造,然后才能盖上印签,发放一个通行证。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科学也好,文化也好都要通过‘教育化'改造(具体说,就是要转化成有充分科学依据的课程),才能变成‘教育的'。……”

  “另一方面,所有进入教育的个人发展,都要提升到教育所呈示的一定尺度,个人在进入社会以前,首先要进入到教育这个中介系统(具体说,就是通过一定教学过程),使自己的身心能力达到一定的标准。教育对个人身心发展规格的标示,依据的又是社会的普遍的文化范式。教育要用人类社会一切进步的普遍的文明成果,来促进和引导个人发展。教育要用社会来给规定个人,这是第二个‘绝对命令’。教育如果不能遵循这个‘绝对命令’,不能依据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去引导个人发展,那么它也容易变成‘非教育’的东西。教育史上诸如放任主义、不指导主义,走的都是旁门左道,结果只能放纵人的本能需要。究其实质,也还是放弃了教育这个独立的中介结构的指导功能。” [8]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社会运作功能结构中教育教育在实现“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过程中具有“中介系统”的功效。

  就其社会功能而言,“教育行为就是为获取与社会演化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9]至于社会需求则视社会演化的情况、文化特征等因素确定。不过,社会需求在总体上规划了教育目标的范围。社会在演化,社会需求必然出现相应改变,因此,教育目标必然因地、因时发生相应变化。比较这些关于教育概念的阐述可以发现,这里面没有任何抵牾之处,并行不悖。不过,我们认为,“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是最基本的陈述。“教育中项论”则指出教育作为社会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力资源说”则指出教育的社会功效。

⒊ 教育的内容

  桑新民、陈建翔进一步指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的内容。桑新民指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包括种族的繁衍和使初生婴儿进入社会的教育。种族繁衍将生理结构和各种本能遗传给下一代,从而使人类世代延续。”[10]这属于生物层次。但是这还不够,“只有经过一定的教育(这里是指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具备了在人类社会中独立生存的各种能力之后,他们才算进入了社会,才成为真正的人。”[11]桑新民把婴儿进入社会所必须的教育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使儿童掌握现代社会生活、生产所必须的各种工具系统,一形成‘超生物肢体'”;“第二是使儿童掌握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各种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和数学逻辑运算等),这是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思维交往工具”;“第三是使儿童认识并形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行为规范”;“第四是使儿童具备现代人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对这四个方面教育的性质,桑新民指出:“以上这四个方面都超出了遗传和生物本能的范围而属于‘超生物经验'。”当然,“个体获得这些‘超生物经验'还必须有身体素质的相应发展。” [12]

  这里我对桑新民提出的“特殊的遗传和交往方式”再进行一些补充解释。就动物而言都有遗传和交往。这里的交往就是相互之间传递信息,也就是communication。可是人类的遗传和交往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就遗传来说,由于二十世纪避孕药品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得人类可以从数量上控制自身的再生产。而优生优育知识的普及推广也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质量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可控。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其它动物种群对数量和质量的调控方式的。在交往方面,由于人类使用语言也使得和动物在交往方面显示出质的差异。人类的遗传和交往是生物的和超生物的混同一起,我们只能认识到包括这两种成分,但是却无法在实际情况中实施那种化学式的离析,把这两种成分离解出来。

  由于“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因此,教育结果只能显示在受教育者上面,尽管这种“再生产和再创造”是通过教育这一中介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实施,但是最终必定要落实到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