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的语言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不完全在于使用什么样的“声音和笔划”的任意性。金岳霖提出，这是由于“民族习惯”而导致这种“任意性”。那么支配这种任意性的民族习惯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一情况源于不同民族的思维特征。陈嘉映提出的“概念是对浑然未分的连续的现实任意划分的结果”就表现了不同民族的思维差异。既然对“浑然未分的连续的现实任意划分”，而“任意”则表明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不同民族就可以有不同的对“浑然未分的连续的现实”用概念加以“划分”。这也就是如索绪尔所说的“若不是通过语词表达，我们的思想只是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而陈氏所做的诠释则是“任意性原则的深义是：概念是对浑然未分的连续的现实任意划分的结果。”这种划分就是依仗思维进行的，而不同民族的思维定势或模式差异甚大。

　　中国学者 季羡林 先生在其九十高龄自选的散文集《千禧文存》中“《赵元任集》序”阐述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应该指出，像季羡林这样的学者治学态度极其严谨。他们不会在其专著、专论中阐述这些不属于他们研究范围之内或者还没有经过严谨的考据、考证或实证的问题。所以，这些比较文化的论述也就散见在他们的学术散文之中，这些智慧的闪光对我们变更视点，开拓思路启发极大，受益甚多。

　　季老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语言是思想的外化，谈语言不谈思想是搔不着痒处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原因就在这里。”[24] “我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25] “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排除。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容易分析、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这一门学问。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26] 已故翻译 家王太庆 先生在《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中指出：“语言的异同体现着思想的异同。”

　　由于语言和信息的代表关系以及由此而使语言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的思维客体化和对象化。这样就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语言逆向追索不同文明的思维特征。中国老一代学者如季羡林、金克木，等真正是学贯中西。他们不但有深厚的国学修养，而且深通印欧语系语言。这样，他们就有资格顾盼双方，作出比照，从而明确差别。后继者，如李泽厚，深通西哲和中哲，所以也有条件在哲学层面上对双方进行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