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也在《历史本体论》中阐述了他对语言的看法，并且揭示出不同民族语言施行交流可能性的基础。他指出：“语言必须使用概念（语词），概念本身就是使经验、感知、想象固定化、僵硬化的产物。语言只有在具体使用中，亦即词语只有在句子中，句子在上下文中，上下文在整个文本中，文本在特定社会（时空条件）语境中，才能了解或才具有其‘意义’。语言是为了使用，它服从于人们日常生活。所谓‘服从’，就是说它的使用、变化、生成和消失在根本上依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后者是本源性的，前者是派生性的。语言需要有非语言的实体为依靠。这个实体最终只能归结为人的吃饭（生存）问题，亦即‘人活着'的问题。着就是语言的先验所指。我写这‘人吃饭’、‘人活着’，虽然也是语言，但与活着、吃饭毕竟并不相等。人吃饭、人活着是活生生的直观的现象和事件，它本身并非语言、言语或文本。没有语言，它仍存在；但没有它的存在，也就没有语言。

　　各种语言亦即各人类群体（分布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条件下）从古至今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流和沟通，也正因为语言主要是人吃饭、人活着即人类生存 — 存在（食衣住行及各种技艺）的经验载体（即语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历史声音。我曾强调人类语言的原始语义由于保存使用 — 制造工具为特色的生活经验，而区别于其它动物族类的‘语言’。工具—‘度’毕竟逻辑地优先于语言。也正因为任何时、空地人群都需要吃饭、活、食衣住行，于是翻译才有可能，交流沟通才可能。可见，语言并无独立自足的本性。‘人活着’只是文本吗？否，‘人活着’并不只是‘文本’，‘文本’倒是‘人活着’的呈现。”[28] 李泽厚在这里说明了不同语言之间实施翻译是如何可能的原因。

　　从李泽厚的论述中表明，虽然有这种差异，但是人类生存共有的本质使得不同民族之间实现信息交流成为可能。此外，思维的差异也导致不同民族在信息和编码符号之间关系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语源学中的实例显示这种差异。

　　例如， The English word learning comes from an Indo-European root, leis- , which meaning a track or furrow. Before it reached its present form, it went through many changes: laestan, leornian, lernen . At various times in the evolution of our language it might have been understood as following a track, continuing, coming to know, or perhaps even getting into a rout. From the same root came the verb last, to endure.

　　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对上面的引文不做翻译。而且正是从这种“原味”中可以看出，英语的 learning 来自 track 或 furrow ，也可以说是有如“压出车辙”的意思。从表面上看，这和汉语中的学习的意思是模仿、效仿差异极大。不过，无论是 learning 还是汉语的“学习”都有某种承传和学习者依照某种情况改变的意思，不过一个来自“有如压上车辙”另一个来自“仿效”罢了。这正是陈嘉映所说的“语言不是简单地为已经现成存在的事物或现成存在的概念命名，而是创造自己的所指。”“不同语言创造建构不同的所指。”因此，英语创造出了 learning ，汉语创造出了“学习”，但是在承传和依照某种情况改变状态方面，却实现了殊途同归。

　　从上述情况表明，尽管不同语言承载信息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之间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联，也就是有迹可寻。这种可寻之迹就是“人类生存共有的本质”所提供的。学会一门外语的人，经过和外国人进行一段时间交流之后就会感到，这种交流并不像原来闭们学习时所感觉的那般艰难。因为彼此都是人，汉语也好，外语也罢，都是人话，所以也就能够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