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hou注：现在，无论什么教育研讨会议或教师培训班，只要谈及教育改革，人们必然要讨论高考。似乎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命题，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创新。下面的讨论文章从积极方面探讨高考，可供读者思考。
“科举学”——２１世纪的显学
发布时间 ：2005-3-18
http://hoe.peizheng.edu.cn/jiaoyushi/xkxxmain.asp?id=601
刘海峰
【作者简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受清末士人批判科举的言论的影响，7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较，是不大相称的。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敢于推陈出新，使科举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科举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因此，科举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科举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门领域。“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关 键 词】科举/考试/教育制度/文官制度
20世纪正在日渐变成历史，随着21世纪的临近，科举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了。不过，世间的事物有的是靠得越近越为人们所关注，时过境迁便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有的则是虽近在咫尺而被人看轻，但离得越远却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科举便属于后者。在本世纪初，科举曾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纳妾一样的腐朽落后的东西，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难得有人去触碰它。几十年后，人们才日益发觉科举这一尘封的历史陈迹也还闪烁着一些异样的光彩。于是，愈靠近20世纪末，人们愈发重视研究科举，而且此一趋势有增无减，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一、世纪初对科举的抛弃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然而，受清末士人批判科举的言论的影响，以往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较，是不大相称的。
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国家用人，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科举制也，不可易也。”（注：[明]田艺衡：《留青日札》“非文事”，见《纪录汇编》卷190。） 科举作为适应古代社会的一种官僚更新机制与公平选才方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易废的——实际上清代以前多次废止科举的努力确也都以失败告终。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强烈的挑战。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科举制也曾被加以改造，如增设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1901年以后又废除八股文体，对正科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朝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但是，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根基深厚的科举制还带着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在运行，使得近代新学难以有机统合到这一复杂精细的系统中去。尤其是士人对科举的传统向心力客观上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办，
致使张之洞等人认为改革科举补偏救弊已无济于事，非过正就无法矫枉，于是将科举制度连根彻底拔去。
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给当时的中外人士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不过当初知识界人士多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中华民族从此振兴有望，很少考虑是否连带将考试选官的合理内核也一同粉碎了。科举制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嘎然而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象。
科举废止后，新式学堂大量兴办起来了，但在教育发展的同时，政治方面的消极后果却日渐显示出来。“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注：余秋雨：《十万进士》，《收获》1994年第3 期。）科举废止后，由于政府用人缺少标准，于是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端也随之而来。尽管也有少数人提出恢复科举的奏请，但都一概被视为顽固保守而遭到批判。
提议复行科举者一般多从变通学务、 保存旧学等方面陈述理由。1907至1908年之间，中书黄运藩、给事中臣李灼华、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都曾分别奏请重开科举，其中尤以黄运藩复科举之奏，主张“科学与科举并行”的观点影响较大（注：《学部议覆中书黄运藩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初五日第16号。），以至“报纸纷传，就各省情形而论，有某校教员请于邑宰复科举矣，甚有国文教员欲以八股试学生矣”。为此，1908年江苏教育总会曾《上学部请明降谕旨勿复科举书》，说“罢科举兴学校，固不啻夺我自亡之鸩而苏以救亡之药也”（注：《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第3编，第1～3 页，江苏教育总会编辑部1906～1911年编印。）。在举国上下绝大多数人都认定科举意味着落后守旧、学堂代表了进步维新的大气候下，黄运藩等人对科举废止后出现诸多问题的看法显得十分背时，其声音总的来说相当微弱。随着新式学堂的快速发展和科举突然退出历史舞台，传统儒学迅即为人们所忽视，清朝帝国大厦出现了崩裂的先兆。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注：William
Ayers:"Chang Chih- tung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1,pp.244～
245.）这一点后人似乎很少注意到。
同样为人们所忽视却很值得当代研究者重视的是梁启超在科举革废前后的矛盾表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奏《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认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乾隆时礼部反对废弃八股的看法乃“似是而非之谬论，亡我国割我地者，皆自此言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第343 ～347页。）表达了他对八股愚民的深恶痛绝。 当时梁启超成为改革
科举废止八股的急先锋，与其师友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认为变革科举是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根本。但是到了1910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观点大变。他不顾可能被人们视为“顽陋”，公开声称：“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这科不足致用耳”；并直接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和新科举的考试科目内容与方法。（注：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
68页。）梁启超是深知美、日、德等国借鉴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大收其效才悍然提出此“不合时宜”的动议的。不过，梁启超对科举革废观点上的转变以往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28年，潘光旦发表《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两个制度的讨论》一文，谈到英国学者歇雷认为中华民族所以能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科举制度，“也就是三十年前一班讲维新的学者们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种制度，也就是梁任公先生以居然能够打倒引以自豪的一种制度”。（注：《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4页。）梁启超对自己原先所为是否感到“自豪”还很难说，不过本世纪3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庆幸科举的废除，并且把科举视为腐朽没落的丑物加以鞭
挞。民国初期多数著名人物如鲁迅、胡适、蔡元培等都有谈及科举的言论，观点也多与清末维新派类似。
在全社会都在批判科举的大趋势下，少数对科举想作较客观研究的人甚至有点忌讳使用“科举”一词，而以“考试”代之，因为“科举”在人们眼中明显是贬义词，而“考试”则为中性词。因此，30年代出版的科举研究论著往往以“考试”代指“科举”。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二书便是如此。40年代很少科举研究论著发表，而30年代“科举学”成果当以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最有水平，该书至今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该时期虽有一些论著对科举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总的来说还不成气候。
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平等，认为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仍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只注意科举的消极面，并存在着把科举制等同于封建制的倾向。加之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孔乙己》等文学作品流传颇广，以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只会造就像范进和孔乙己那样的腐儒。几乎每一部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制度史等书都会涉及科举，均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叙述的。70年代以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多，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推清朝末科探花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然而受当时政治的制约，全书结论说：“封建时代之科举，实为束缚读书人之工具”，“科举仅余糟粕在”。同一时
期台、港学者的一些科举研究论著倒是较为全面客观。西方学者中，德国汉家傅吾康196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回顾从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朱熹到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科举的批评，评价科举也是多彰其过，少论其功。但他在书中结尾已指出科举制的崩溃是传统国家灭亡的开始。（注：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r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60,p.71.） 而何炳棣等其他著名学者则充分肯定科举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科举制度的发明是中国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注：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8期。） 这些正面评价对日后中国大陆学者反思科举的功过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世纪末对科举的反思
到了本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
在对科举看法的转变的许多人士中，多年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杨学为研究员颇具代表性。他在《对科举的再认识》一文中说：“过去上学的时候，书上写的，老师讲的，科举几乎一无是处，我也是这样认识的。三十年后，现在我从事考试工作，有了一些体会，又查了一些资料，感到原来认识不全面。……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如果剔除了科举考试的陈腐内容与僵化形式，使之适应维新的需要，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这不是事实。……这是中国考试史上的悲剧。 ”（注：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主编：《高考、会考改革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2页。）确实，面临世纪转换与千年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对科举作出的定论，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为什么科举制能够长期存在？尽管各代有不少大臣和学者批评科举，甚至有的皇帝还下令停罢过科举， 可为什么总是旋罢旋复， 一直延续1300年之久？科举是否真像清末康有为等人所说的那样罪大恶极，是否也有其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内在理由？为什么科举在中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却为西方国家所借鉴，并通过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什么中外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会形成强烈的反差？
余秋雨曾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 （注： 余秋雨：《十万进士》， 《收获》1994年第4期。） 像余秋雨这样对科举产生浓厚兴趣的学者还有许多。由于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政治、教育、文化、文学、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代政治学界、教育学界、文化学界、文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人致力于科举研究，而且多数人不再受以往对科举批倒批臭的观点之羁绊，敢于推陈出新，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使科举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过去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外部世界有关科举的评价知之甚少。80年代以后，欧风美雨再度东来，当人们知道西方行政学界和汉学界对科举的赞美评价时，感到相当惊讶和新鲜。而当我们准备“引进效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的时候，许多人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的，这真如古语所说的“礼失而求诸野”。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
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注：桑玉成等：《当代公务员制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令人自豪也好，感到具有讽刺意味也好，中国人对科举制“失之华夏，得之四夷”再也不会无动于衷了，再也不会一味地否定了。于是正面或全面评价科举的论著日渐多了起来，甚至连过去被人们众口一词大加挞伐的八股文也引起众多研究者注意，由“文化垃圾”变为研究热点。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已出现了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
促使中国人在世纪末重新审视科举的诸多因素中，韩国对科举的态度使中国人有了不小的触动。1980年，韩国便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纪念汉城建都600年和科举考试罢止100年，韩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谒圣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216名儒学“生员”中，按55 岁为线分甲乙两科，各取郭庄淳（53岁）、金佑振（79岁）为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游行仪式。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让后人不忘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教育传统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 是将科举文化全面清理研究，还是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的确值得我们未雨绸缪，认真反思。
临近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对科举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人们既对科举加重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有所痛恨，又对科举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有所肯定；既感到这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文化包袱，又感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文明遗产；认为它既使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性而依附于统治阶级，又可使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中心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看到它既曾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进步起过积极作用，又曾拖住了社会前进的脚步……。同样是“科举”一词，在有些人眼中仍代表落后反动，如将高考比为“新科举”便是否定；而在有些人眼中则是代表公平进步，如赞扬说当今考试选官是“新科举”。（注：李明、刘海民：《青岛：不考“状元”考官员》，《半月谈》（内部版）1995年第12期。）但无论观点如何歧异，本世纪末对科举研究的空前关注，预示着下世纪“科举学”必将走向兴盛。
三、下世纪“科举学”的展望
在《“科举学”发凡》一文中，我曾指出，“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科举学”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这就决定了“科举学”具备巨大的研究空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注：刘海峰：《“科举学”发凡》，《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科举作为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一种独特方式已淹没在历史进化的浪涛之中，但它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科举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和文化意蕴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无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在考试内容和实施环境上有何根本差异，但两者采用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精神是相同的，这是最为本质的方面。科举制虽然植根于封建社会，但其公平择优的选才方式所体现的合理性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考试选拔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在考试成绩前人人平等。不管科举实际上是否真正平等，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标榜公平竞争原则的。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科举考试所留下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这就使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近年来教育界倡导“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对是否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争论颇为激烈。对这类关系重大的根本问题，仅仅依靠当前的教育理论或考试理论是不够的，还须将考试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才可能较全面客观地看出考试制度的局限性和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千多年科举考试史不断证明，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只有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才能有效地解脱人情困扰，才能较好地选拔人才。研究中国科举史上一再出现过的存废利弊之争，对我们今天探寻考试的发展规律，认识坚持考试选才制度的必要性很有益处。另外，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要真正做到公平客观，也有必要研究科举考试中采取的各种防止舞弊措施，历史上口试与笔试的反复比较、考官亲属的回避规定、评卷环节的严密防范等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完善公务员制度首在考试公平，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日渐健全，必然要深入开展科举研究。
除了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以外，科举研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科举制及科举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反映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科举的目的是选拔修齐治平的治术人才，考试内容强调古典人文知识，因而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学、文学、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汉代以经术取士，唐宋两朝科举取士中存在经术与文学之争，但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占了主导地位。科举时代《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的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
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曾受到科举取士的推动，唐代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要录取标准，即使北宋以后进士科合并包容了明经等其他科目之后，也还是兼顾考察举子的文学素养，而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则将作文推向讲究格律声韵对偶排比的极端。科举及第金榜题名还成为小说戏曲长盛不衰的题材，才子佳人的情节套路一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模式。至于史学方面，由于“六经皆史”，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先秦的历史记载，唐五代又有一史、三史科，而科举中试“论”又往往以史论为重，因而科举与史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科举对中国人传统的重道轻器、读书至上、学优则仕等观念的形成皆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我国不少地区的民间故事、社会风俗甚至社会心理
等方面也还可见到科举文化的明显遗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的发展，在21世纪势必会有更多人从“科举学”的角度来研究传统文化。
“科举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或专门领域。以往对科举的研究多是分门别类的，这种分学科门类的研究有利于研究细致入微，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科举研究涉及到许多学科，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无法全部包括，只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和飞跃。科举是一个整体，“科举学”就是一门关于科举的综合性认识的学问，它的任务是把各个不同学科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来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这就需要各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一起交流切磋，以提高总体研究水平。
以往对科举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然而很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而是单科作战，分散进行。政治学界注重研究科举的选官功能，教育学界注重研究科举的教育作用，文学界侧重探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社会学界侧重探讨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历史学界则集中于断代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地方文化研究者又往往只研究本地的科举史。各个学科多自成体系，缺少交流碰撞。而且国内学者不太了解海外科举研究动态，国外学者也不常利用国内的科举研究成果。只要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便会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出现较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全面，笔者认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科举研究也应
成立专门学会，并依托逐渐统合在一起的权威考试管理机构，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科举》或《科举研究》、《科举学刊》。由于“科举学”具有独特性、广博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且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因此21世纪的“科举学”会像一块“学术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力。
“科举学”是一门疆域辽阔的专门学问，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尚少。假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透视科举，还可以有非常宽广的耕耘空间。科举本身的时空构架已经十分庞大，而如果用超越科举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还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专门而广阔的学术视野。
世纪回眸，瞻前顾后，在千载一时的千年之交关口，对科举这样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理性考察和哲学思辨，我们便会意识到：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为了制衡讲究人情关系的消极影响，解脱人情困境，现在和将来还须以考试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阀，因此中国必然还要走向一个考试社会。在一个富有丰厚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都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可以预见，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科举学”必将屹立于中国学术之林，科举研究成果必然会越来越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科举学”则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责任编辑】洪峻峰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来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网络版
科举学”笔谈
发布时间 ：2005-3-18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 者 按】“科举学”是近年来日渐引起学术界兴趣和关注的一门专学。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科举可以加深我们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为当今各类考试改革提供借鉴。本刊组织这组笔谈，从不同学科视角透视科举，以期促进“科举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
刘海峰
随着科举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海内外各自分散的和各学科各自独立的科举研究已逐渐交流、汇聚。这种研究郁积到一定程
度，必然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综合化与系统化，“科举学”于是在90年代悄然兴起。科举研究之所以能够成“学”，在于它既是一门具有独特
性的专门学科或学问，又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广阔的研究领域。
作为一门专学，“科举学”与朱子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性质相同，是以某一具体人物、著作、文物或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
问或专门研究领域。朱子学以一人名学，红学以一书名学，敦煌学以一地名学，甲骨学以一物名学，“科举学”则以一制名学。
一门关于历史制度、人物或著作的专学能否成立是由其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所决定的。若只是某一小圈子的研究者自以为问题重要就将其
研究对象加上“学”字，那么有多少著名人物和著作便可能叫出多少个“学”来。但这些所谓“学”能否形成气候、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还
需要时间的考验。然而，科举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且比一般的专学更有理由称之为“学”。“科举学”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
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科举学”研究对象重要、研究者众多、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丰富，又有将各方
面的研究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升华的必要，“科举学”自然应运而生。
说“科举学”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十分专门独特，即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才属“
科举学”的内容；同时，“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又非常广阔，具有巨大的时空构架和宽广的学科范围。科举的时间跨度达1300年，如果上溯到
实行广义科举的汉代，则有两千年以上的存在时间；而空间范围不仅包括中国本土和实行过科举的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还涉及
模仿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的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涉及的学科不限于历史，还包括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哲学和
区域研究等。在中国已存在的诸多专门之学中，“科举学”与敦煌学较有相似之处，即海内外研究者众多，研究内容广博，且不限于单一学科
（所不同的是，“科举学”较具有现实意义）。
在科举时代，科举不但决定应举者个人的前途和家族的兴衰，而且还左右了当时的教育，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士风和文化。假如我们问中
国史研究者或西方汉学家：哪一种制度对中国影响最大？我想多数人会将科举作为答案。甚至说130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进
步和落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科举及其所衍生的科举文化的影响，也不为过。科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一。或者
说，科举由传统文化所孕育和当时社会政治需要所催生，诞生之后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社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文学为例，
据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 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
计，隋唐至清末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
到《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经历（如吕祖谦便漏载其进士出身）等因素，科举出身者在文学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正因为科举在
1300年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有不少学者将隋唐至清的历史称为科举时代，将当时的社会称为科举社会，将当时
的文化称为科举文化，将当时的教育称为科举教育。
“科举学”研究领域之广阔可以从已有研究成果及丰富的研究资料中看出来。科举废除之后，本世纪海内外已出版科举研究专著或专书不
下160部，其中仅有关状元的著作便有20余本， 这尚未包括状元的个人传记等；已发表的论文也有数千篇。科举研究论著不可谓不多，但还是
与科举本身的重要性和资料的广博性不相称，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填补，还有大量的资料从未被利用过。举例来说，对进士登科录、同年齿
录所载资料，可以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同榜进士的政治关系，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进士的三代家庭出身背景进而计算社会阶层流动率，可以从
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科名人物的区域分布，可以从人口学角度统计其平均年龄，等等。就同年进士的关系来作政治学研究，目前仅有何冠环《
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出版，其他对韩愈与欧阳詹所在的唐德宗贞元八年“龙虎榜”，朱熹所在的南宋绍兴十八年榜，文天祥、
陆秀夫、谢枋得所在的宝ｙòｕ＠②四年榜有专文探讨。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725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作过同年关系的研究。 至于明清乡
试举人榜，材料更多，更是无暇顾及。现存明代各省乡试录就有325种，还有一些武举乡试录，清代乡试录也存留不少。另外，各省地方志一
般都相当完整地载有明清各榜乡试举人名录，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中曾统计过福建进士和举人的地区分布，对地区间科名消长作过探讨，
深感可资利用的史料实在太多。一般地方志都相当注重记载科第名录，如宋代《三山志》在人物类中专收科名，其他各类人物一概不载。《八
闽通志》和《闽书》也有很大篇幅用来记载科第人物，《闽书》记载科第人物的《英旧志•缙绅》就多达51卷，占全书总数154卷的近三分之一
。通常地方志对本地科名的记载几乎是细大不捐，比实际中举及第人数只会多不会少。举人阶层也很值得研究，清末两次“公车上书”便是由
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举人发动的。而与明清数十万举人相比较，秀才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虽然青史留名者不如举人多，但也有很大的研
究空间。
无论现代人对科举的印象和评价是好是坏，科举总是一种历史客观存在。由于科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这就决定了“科举学
”的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专学。至今各地都还有一些有关科举考状元、考秀才之类的民间故事或戏曲在流传，也有不少状元宅、进士墓
、探花坊保存下来，甚至今天还能在一些地方看到存留的科第习俗。古代许多地方都有耍状元签的玩乐游戏，即以大小长短不同的竹签或象牙
签，分别刻上状元、榜眼、探花、会元、进士、举人、秀才的字样，以掷骰子来博取签条，签多签大者为胜。明清之际这一科第习俗在厦门演
变成中秋节博状元会饼，以大小不同的“科名月饼”取代签条，至今在厦门一带还很盛行。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在元宵前后踩街游行中，按过
去点状元发榜列队游街，以“大魁天下”横幅作为前导。而龙岩市新罗区一些高中毕业生在高考前喜吃“状元豆”的习惯，也是科举习俗在现
代的明显遗存。以上只是略举福建的几个例子，但已足见从社会学或民俗学的角度也可对“科举学”加以研究。至于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科第
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等大师已作了很好的示范。
总之，科举是中国一千多年间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科举又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
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多学科对某一方面的科举问题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科举的认识逐步深化并更为全面。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科
举学”这一专门学问，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很必要从多学科的视角
来深入地研究“科举学”。
作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需要“科举学”
杨学为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课或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以下简称科举）不好，以后很长时间也是这样。当然，我也这样认识。所以，“文化大革命”取消高考，以致取消一切考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文革”取消考试，造成“读书无用”（还有其他原因），后门成风，人才断流。这个时候，许多人才认识到，没有考试是不行的。于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当机立断，恢复高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年，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恢复高考20年后，1997年11月，《人民日报》在征文综述中说，“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1998年12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社会调查说，当被调查者对20年来的历史大事，从其影响“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角度进行评价时，“恢复高考”以55.5％的获选率，被排到了第一位。
然而，关于考试（主要是高考）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人批评“应试教育”进而主张取消考试。于是，又把对科举的重新认识提到了议事日程。
考试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当社会出现了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之后，出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候，当必须从人群中选择出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的时候，人类才发明了考试。
考试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模拟。中国关于考试的记载，最早要属尧选舜作自己的接班人。部落酋长推荐舜，然而舜是否胜任呢？尧说：“吾其试哉。”那时的“试”并不是现在的考试，而是在实践中观察、试用。秦在统一全国的斗争中曾规定“利禄官爵专出于兵”，甚至以斩得敌人首级数目决定所升官级，也是通过实践评价人才。最近似于现代考试的，产生于汉代。皇帝从自己工作感到困难的问题中（或遇到天灾人祸时）提炼出试题——“策问”，由考生回答——“对策”。首次考试应属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亲策”晁错，最著名的考试应属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亲策”董仲舒。“著之于篇，朕亲览焉”，并“观其（文）辞定高下也”（《汉书•武帝纪》）。
当然，世间一切新生事物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汉代考试，首先必须被推荐才有资格参加。当时取士制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考试，而是察举。这种制度，使推荐权掌握在地方望姓大族手中，他们掌握了任官大权，削弱了中央的权力。而推荐，则没有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标准，更无有效的监督机制，“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必然导致腐败。魏晋南北朝时，曹操看到汉代察举的弊病，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曹丕随之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应当承认，对人才的评价有专人负责，又量化为九等，是一大进步。但是，中正评价人才的方法仍与察举一样，于是，不久便流弊丛生。“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慢主罔时，实为
乱源”。（《晋书•刘毅传》）南北朝后期，农民起义打击了豪门世族的势力，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出身于庶民，取士“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当不限荫资，唯在得人”。杨坚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隋朝，豪门世族遭到打击后，中小地主阶级也迫切要求参加政权，科举制便应运而生了。
科举取士与察举、九品中正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平民百姓无须别人推荐可自愿参加官府的考试，即“怀牒自列于州县”；第二，以考试成绩为主。这是取士制度的革命。与西方学习中国的经验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相比，早近千年。
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考试科学地解决了文职官员（武举为数不多）的选拔问题，开辟了中小地主乃至平民进入国家统治机构的途径，有力地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各民族的融和，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科举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是清入关之后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僵化，而不在于考试制度本身。孙中山先生说：“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是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
最好的制度。”
考试是对个体的人的心理因素的测量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在历史上，不少人看到它的弊病，科举也多次被废除，但又多次被恢复，说明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社会生活需要考试。“科举学”是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我认为，就考试而言，研究应包括三个方面：
1.考试的社会学问题。主要是考试与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等。
2.考试的认识论问题。主要是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评卷、统计分析等。3.考试的管理学问题。主要是考试实施管理问题。
中国科举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严密的规则，然而缺乏理论。这是一大缺陷。我认为，“科举学”不仅应揭示科举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还应该用现代社会学、认识论（认知心理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等）、管理学的理论，去分析、总结它的规律。
刘海峰同志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我十分拥护，并当尽全力支持。创立“科举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揭示科举的规律，必然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传统，有助于正确评价考试（主要是社会化的考试）的作用，有助于考试的改革及考试作用的完善。创立“科举学”，正确评价科举的作用，必然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创立“科举学”，还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
作者：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研究员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价值取向的制导
廖平胜
科举，若单从时空维度看，它只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推行的一种人才甄选制度，或谓选拔封建官吏的一种社会性考选活动。但是，如果从社会运行的角度考察，科举则集文化承传、教育督导、价值导向、资源配置、社会调控等多种功用于一身，实系推动中国中后期封建社会演进的重要机制之一。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级层结构、文化、人才和社会控制等多个系统中，均起着双向联系、彼此交互和相互调控的中介作用。是故科举既作为所处历史时空的一种现实制度，而施加影响于当时社会的诸多方面，同时又作为考试亚文化的主体成份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富有“持久”、“内稳”、“兼容并蓄”的文化特性，以及强劲的延续力、认同力和适应力，即使其原居社会形态已崩
溃，亦能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融合、转化、甚至异样再生，给个性化的社会成员以心灵或思想上的统摄影响。这正是科举退出中国政治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后，仍为许多学科领域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所探究与反思，并成为现代考试科学研究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的缘由所在。
如果视科举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研究领域，并以从整体上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为基本宗旨，那么，“科举学”就势必既要研究科举的社会，更要研究社会的科举。这是因为，科举是一种人本化的社会活动，它以一种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子系统参与社会母系统的整体运行，如若仅研究科举的社会，一般只能探明科举的内在联系，揭示其运行的内在根据与机制，唯有与此同时研究社会的科举，才能弄清科举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全面揭示其本质和兴衰存亡的规律。而在科举与外部环境的诸多联系中，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当首推教育。
从科举制度兴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看，当科举制度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后，虽然它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育价值取向。科举制度的废除，可谓近代中国出现的“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其影响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方面，而加速教育价值观念的变革，是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笔者意在说明三点：其一，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科举有甚十万督学之力”、“教育是科举的附庸”的观点，它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受制于科举的历史现象；其二，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价值取向偏于一隅，教育目的由宽变窄再变宽的演变轨迹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其中科举的制导仅是直接因素，而并非根本因素；其三，科举在
教育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影响力，亦即现今人们竭力批判的考试的“指挥棒”功能，并非科举之类国家性人才选拔考试的固有弊端，而是此类考试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然，实系考试与教育互动关系的规律性反映。下面试就后两方面的问题作简要分述。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尤其是官学，其价值取向偏于外在价值的追求，教育目的限于培养政治人才的狭窄管道，虽是科举直接导引所致，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专制政治的制约”和官本位社会价值观的制导。
科举问世于中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裂变后第二个大一统时代的革旧探新之际，它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与封建小农经济相互矛盾的产物，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亦为此种矛盾运动的演进所绘出。在科举行世的1300年间，尽管政治与经济的具体政策及措施有过多次重大变革，但专制政治和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则未曾根本改变，如何维持两者间矛盾的平衡，始终是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科举取士可以缓解人民大众与集权专制的对立情绪。因而：以行文治为方向，尊儒术为宗旨，开科取士为手段，兴教育才为条件，聚民心、固皇权为目的治国方略，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者行政治国的基本模式。为此所决定，科举就成了连接官位和教育的桥梁，将处于封
建社会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专制政治、儒生阶层三者融为一体，使“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平均主义仕途竞争精神，由科举贯彻落实，进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通过科举甄拔儒生中的贤良之才组成一支官僚队伍，由其充当封建王朝行政治国的“治具”，以此实现专制政治的维护和皇权的加固；二是通过科举这一载体，使专制政治直接作用于儒生阶层，并以经科举选出的官吏为媒介，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导向全社会，使之形成民族和国家“大一统”的精神凝聚力，进而实现凝聚国民心向和强化官本位价值观念的制导。问题还在于，正是皇权专制政治的制约，迫使经仕途竞争而入官者，必须效忠皇权，严守“顺者昌，逆者亡”的为官准则。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充
当皇权专制的“治具”而高居平民百姓之上，坐享“禄利泰厚之乐”，恰如《全唐文》卷四七七沈既济《选举论》中所云：“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也”。这便使受动于专制政治的官本位价值观深植儒生心田，导致受教育者自孩童时便有读书做官之意。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的价值取向限于封建集权专制政治的巩固与延展，以培养政治人才为根本目的，不可简单归罪于科举取士内容、选才标准等对教育内容目标及教学程式的直接影响，而专制政治的制动和官本位价值观的制导，才是使教育被纳入完全为包括科举在内的封建皇权专制政治服务轨道的根本因素。
其次，科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有甚十万督学之力”，既是科举这类国家选拔考试的固有功用所决定，也是国家选拔考试与学校教育之互动规律的必然反映。对于国家选拔考试在教育实现其培养目标方面所具有的督导功能，不能作为疾弊予以根除，而应通过不断提高考试的科学性予以调控，力求社会人才系统中育才、选才、用才三者间在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的基本一致。必须明确，考试，尤其是独立于学校教育系统的社会选拔考试，它是社会人才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有不同于其他子系统的多种功用。科举对中国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巨大影响，远非表现在教育方面的“有甚十万督学之力”，甚至大大超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时空阈限。其影响对中国封建社会
延展及人类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同样积极大于消极。科举所选十万进士和上百万举人一起构成了一千多年间文化活动的主力，促进文官政治登上并牢固占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历史舞台。再者，科举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媲美，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本质精神，至今仍是西方公务员考试制度庞大乐章的主旋律。科举考试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广，全系此类国家选拔考试与人及社会发展交互作用的规律反映。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仅就由育才、选才、用才三个子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社会人才系统来看，三者互为依存、彼此调控，相互以条件和功能的“耦合”为功用正常发挥的前提。其中，社会用才是人才育、选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调控育才、选才的目标，决定育才、选才外在价值的实现程度；育才是社会选才和用才的共同基础，它调控人才选、用的现实标准，决定人才选、用需求可满足的质与量；选才是人才育、用的“枢纽”，具有双向调
控功能，实系人才供求标准的“调节器”，直接关系到用才需求与育才可能的有机统一，以及人才供求标准的动态平衡。基于此因，作为人才育、用之“枢纽”的国家选拔考试，它以国家意志为指向，以社会价值尺度为标准，根据社会用才的实际需求，通过与育才目标依据同一性和职能独立性的机制，督导教育按需设教、因需育才，促使教育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价值紧密衔接，既是教育与国家选拔考试互动关系的必然，亦是教育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必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选拔考试对教育具有督导功能，而在于考试自身是否科学，其督导是否有利于教育全力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发扬光大。这也许是评判科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教育之影响的功过，乃至国家对教育价值取向制导的
科学性时，不应忽略的一个基本点。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科举作为一种传统考试文化，它似乎折射出这样一些启示：教育的弱点就是人才的弱点，同时也是社会的弱点；教育的客观价值标准虽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但一定社会之教育的价值取向，则受制于国家意志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国家选拔性考试位居社会人才系统“中介之津，当关捩之地”，它必以国家意志为指向和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尺度，自然是教育审顾主、客观环境和社会需要，实现社会所需人才培养之目标的关键，而考试究竟施加何种影响于教育，又决定于国家政治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制导，以及考试自身的科学严密程度。
通过这些启示，我们也许能体悟到：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夜，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便是如何科学制导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即如何有效协调国家、社会、个人三类主体间不同价值需要的冲突，又如何将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整合起来。而为此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历史的镜鉴，正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和现实价值之所在。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易中天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
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
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
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
的“般若学”，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热门话题。所以，这个时期便无妨称之为“玄学时代”。第三个历史时期是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其间，隋唐
是佛教儒学化为“禅学”的时期，宋明是儒学禅林化为“理学”的时期，清则是儒学经学化为“朴学”的时期。禅学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
因此无妨称之为“神学时代”。
西土佛教之演变为中国化的禅宗，原因甚多。从外部原因讲，凡外来文化，只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才有可能落脚生根；从内部原因
讲，则佛之本义，原为“觉悟”，自然“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所以，重逻辑讲因明的“正宗”佛教终于应者寥寥，而“直指人心”之禅宗
和“口诵阿弥”之净土，则大行其道。不过，净土宗之信众，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文人士大夫，则多半对禅情有独钟。事实上，中
唐以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很少有与禅毫无瓜葛者。韩愈非佛，因谏迎佛骨而贬至潮州，却与大颠禅师往来，称其“颇聪明识道理”。程氏
兄弟（程颢、程颐）以儒学正统自居，然亦“出入于老释”，并“多与禅客语”。总之，这一时期的士人，或近禅，或逃禅，或参禅，或说禅
，或端坐禅榻，或皈依禅门，风气所至，就连清代的几位皇帝，也都有了“居士”的雅号。
这里自然又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禅的机锋公案充满智慧，颇对知识分子的胃口，便是原因之一。不过，在我看来，禅学居然能风靡天下
，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一个历史时期的标志和象征，则又与科举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实，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既可以称之为“禅学时代”，也可以称作“科举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科举无论如何都是
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科举当然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使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通过由儒生组成的官僚机构
这一中介，有效地、牢固地耦合起来，形成一种超强组织力量，从而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动乱较少而社会相对稳定
，正与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现官僚儒生化和儒生官僚化的直接途径是科举。正是通过科举，庶族地主阶级取代士族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国家“抡才大典
”，科举制度强调的是以所谓“学问”而不是‘门第”或“关系”取士。这就使一大批原本没有可能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的贫寒之士得以参与国
家的管理。这些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耕读为本，靠诗书传家。他们饱读儒家经典，满脑子“忠君仁民”的念头，既保持着与小
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进行全国性的交往。因此，不论他们是“简在帝侧”做京官，还是外放州县为“一方父母”，
多半都能把儒家设计的“国家管理程序软件”自觉地“拷贝”到国家机器的“硬盘”上。这就保证了“德治”与“礼治”的举国一体和畅通无
阻，保证了封建王朝的国本不至于动摇。
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成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成熟，直接造就了文化上的成熟。陈寅恪先生说：“唐代科举
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与之相对应， 中国文化
在中唐以后，无论诗文、书画、哲学、宗教，都无不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游刃有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成熟风格来。不再是远古的荒
蛮狞厉，先秦的粗犷绚丽，两汉的厚重华贵，魏晋的玄妙绮靡，盛唐的豪雄博大，而是淡雅平远、静美幽闲，表现出一种中年人的审美心态。
的确，中唐以后，无论国家管理，抑或艺术创作，在操作层面上，都已技巧娴熟，得心应手。因为正如科举的考试和八股文的写作，有着“起
承转合”等等一定之规，这时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有一整套程式（包括典章制度、官场规矩、诗词格律、笔墨皴法等等）可供操作，至少不
必在形式方面费太多的心思，自然也就更加注重“心境”和“韵味”了。
这种文化上的成熟更表现为一种儒兼佛道的文化取向和一种既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又以谈玄参禅为高雅、田园山水为归宿的文化心态。中
国士大夫阶级原本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但是，在没有科举和禅宗之前，这两方面其实都是没有保证的。比如在“九
品中正制”的条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个出身庶族的知识分子，即便满腹经纶，却想“达”也“达”不了。结果，“独善其
身”也就往往变成“牢骚满腹”。然而科举制度却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提供了一种前景。这条道路是人人都可走的，这个前景是可望又可
即的。虽然会有竞争，但这种竞争也是相对公平的。这就使他们心里感到踏实，也就不再心高气浮。
如果说科举为“达则兼济天下”提供了可能性，那么，禅宗则不但保证了“穷则独善其身”，而且是“穷则自得其乐”，甚至在“兼济天
下”的同时亦不妨“自得其乐”。因为禅之要义，在于“破执”，在于“了悟”。“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一念悟时”，无时无处无
事无法不可成佛。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佛既在一念之间，则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世俗生活与
天国理想也就不再有矛盾。这样，士子们就完全可以放心地通过科举去追求仕途的通达和官运的亨通，一旦功成名就，或官场失意，还可退而
参禅悟道，见性成佛，岂非进退有据？
其实，禅宗在中唐以后大行其道，与科举制度的成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科举制度虽然相对公平地为每个读书人都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
”，但应试者何其多多，中举者又何其寥寥。况且中与不中，也往往没有谱，“一是风水二是命”。这就要有一条退路。即便中了进士做了官
，官场也并非风平浪静，仕途也并非一马平川，宰相府与菜市口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要有一条退路。事实上，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之所以激
赏禅宗，并不在于它作为宗教，向儒学作了多少让步；也不在于它作为宗教，给了人们多少心灵的慰藉；而在于它为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
，在出入穷达之间辗转反侧的儒生们，提供了一个得意时心灵上的憩息地和失意时心灵上的避难所。如果科场得意，金榜题名，固然“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万一科场失意，名落孙山，或官场失意，削职为民，亦不妨“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中国士大
夫知识分子有了这一进一退两条路，心境自然也就不同于前，越来越显得成熟起来。
总之，中国文化思想史第三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大体上是政治成熟、制度完备、趣味恬淡、心态平和。其中，与有力焉者，正是科举与禅
宗。科举与禅宗，正如先秦时期的儒与道，乃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文化思想的目
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因为“安身”的问题已大体上被科举解决，“立命”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中唐以
后，中国的哲学艺文更多内省倾向，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把隋唐以后看作中国文化思想史第三个历史时期，道理也在这里。所以，科举实在是
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人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
作者：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科举制与唐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韩ｓｈēｎｇ＠①
魏晋大分裂造成社会底层坞壁的普遍产生，以及新的胡族统治者自身的部族制度残余，从两个方面起作用，共同造成扎根于乡村民间社会
的豪强大族垄断地方的局面，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不得不与之妥协，获得他们的合作，以巩固政权，重建地方统治体系。也就是说，魏晋南
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大族的依赖程度较以往时代要高。而这与儒家理想的中央“大一统”政治理念相违背。实际上，当时中国面临着建立分层
权力结构或中央集权体制的十字路口。要贯彻中央集权的正统观念，就必须千方百计抑制地方势力，贯彻一元化的政治统治。
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以往的研究比较片面地强调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以为迄止隋末的农民起义铲除了众多豪强大族，故政治上
的门阀垄断也随之消解。从现实来看，农民起义并未打破门阀政治局面，隋唐执政者仍具有浓厚的家世背景。就显见的原因而言，农民的反抗
固然铲除了一批世家大族，但同时也崛起一批新贵；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有限，即使不考虑政治、经济特权对农业的直接介入，在完全自由
竞争的条件下，获得土地的农民也将重新分化。因此，豪强大族的普遍出现虽说是魏晋南北朝动乱的结果，其实也包含着生产方式的必然性。
我在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2 期的《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一文中曾经指出：“垄断乡村，是世家豪强的权力根源。……以为一二次
农民起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显然不切实际。只有在生产贸易繁荣，城市发达，科举选官制普遍推行，刺激乡村世族大量移居城市之后，门阀
势力才真正走向衰落。这些政治经济的因素不具备，世族滋生的土壤没有改变，野火过后，春风再生。因此，门阀政治的衰落，并不出现于南
北朝隋唐，而应发生在唐宋之间。”
我专门提到科举制对隋唐打破门阀政治的巨大作用，有三方面因素值得重视。一、魏晋动乱造成学术的家族化，这一点，陈寅恪先生精辟
的研究已作了阐发。国家如欲获得普遍的公认，就必须取得文化的优势和主导权，因此，有远见者无不竭尽全力办学兴教，毕竟人的再生产应
优于物的再生产。二、城市作为地域文化中心和全国性文化网络的支点而繁荣。三、将地方大族优秀分子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迁徒于城市之中
，其有效且持久的手段就是科举制度。从深层意义上看，科举制不但具有打破门阀政治、提高官员素质的作用，而且具有促进社会阶层变动与
使社会发展趋向均质的重要意义。当然，它也以学术独立精神的扭曲为代价。
隋唐时代，门阀士族仍在政治人事上占主导地位，唐朝执政有许多人出自士族，甚至一支士族前后产生十几个以上的宰相，即可见其一斑
。在这样的社会，科举制便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与作用。我们先来看看士族大姓的情况，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事例。
裴度出自河东闻喜，北周隋唐时代，河东裴氏及其分支一直是政治上显赫的家族。北周立国有赖于河东地区的支持，故河东士族颇受重用
；唐朝起自太原，河东的地位尤显特殊，开国宰相裴寂便出自裴氏西眷。裴度虽然同出于河东裴氏，却属东眷。其祖裴有邻，为濮州濮阳令；
父亲裴溆，任河南府渑池丞，都是下级官吏。可知裴氏家族仍有不少依靠门荫入仕的情况，但后来逐渐向科举制靠拢，通过科举入仕，裴度就
是其例。《旧唐书•裴度传》记载，他于“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词科”，以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踏上仕
进坦途，先“授河阴县尉，迁监察御史”，到唐宪宗时，出将入相，定居于东都洛阳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
，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他这一支完全城市化了，其长子虽然以荫授官，但次子还是通过科举入仕。
《旧唐书》列传还记载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如陇西李氏和范阳卢氏等大姓。高宗时曾任宰相的李义琰，祖籍陇西，后迁徙至山东，“世为
著姓。父玄德，瘿陶令。”李义琰少年时由进士入仕，退休后“归东都田里”，显然已经移居京城。中宗景龙年间任右御史台中丞的卢怀慎，
“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祖＠③，为灵昌令”，他本人也是由进士入仕，后官至宰相。
以上三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其父辈官职多为县令之类。换言之，大姓虽然可以通过门荫入仕，却当的都是小官，升迁不易，除非有当朝
权要族亲提携或特殊机遇。相比较，科举出身的仕途要平坦得多。从唐朝宰相的出身也可以清楚看到，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文化要求越来越高。
高祖和太宗时代，宰相多为创业元从；但到了高宗时代，通过科场制举出身者，已经和门荫出身者相差无几；从武则天时代起，科举出身者超
出门荫出身者，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到后来，通过门荫而跻身宰辅者几属凤毛麟角，而且还羞于启齿。因此，即使老牌士族也无法抗拒
时代潮流，不得不屈尊应试，以图高就。
科举入仕对士族的影响，首先便是造成其家族向城市的迁徙集中，以上三例即是明证。隋文帝为防止吏治腐败，曾对地方官员家属随迁作
过严格规定。如开皇四年规定：“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开皇十四年再度申明：“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
已上，不得将之官”（《隋书•高祖下》）。这种规定到炀帝时代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业五年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隋书•炀帝上》）
。从总的趋势来看，限制官员家属随从赴任的规定越来越松弛。《新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元年）十一月己未，许子弟年十九以下随
父兄之官所。”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新唐书•张嘉贞传》记载：“张嘉贞字嘉贞，本范阳旧姓，高祖子吒，仕隋终河东郡丞，遂家蒲州，
为猗氏人”，即可为证。到唐朝，官员竞争在城里立宅，前引李义琰为官清廉，不立宅第，其弟李义琏劝他说：“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
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连当个丞、尉都要立宅，则官员纷纷定居城中，蔚然成风：“许景先，常州义兴人。曾祖绪，武德时以佐
王命，历左散骑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阳”；“王播字明扬，其先太原人，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遂家焉”（分别见《新唐书》各本传），
等等。
其次，我们再看一般乡村大族的情况。武则天任用的权臣李义府，富贵后冒称赵郡李，徙居洛阳；另外两位名相姚崇和宋ｊǐｎｇ＠④也
都通过考试入仕，后来都迁居京城，购置家产。韩国磐先生《科举制和衣冠户》一文的研究证明，庶族科举入仕后寄住置产的情况十分普遍，
以至形成为“衣冠户”这么一个新兴社会阶层。
科举制作为人才选拔制度，比以往通过考察推荐的制度要公平合理得多，它所依据的是个人的能力学养，进行的是个别的甄选。选拔的对
象和空间都有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原来不得预于士伍的工商子弟和胥吏可以参加科举，选拔的区域也由北方扩大到南方，地域与阶层的界限在
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不管是大姓还是庶族，要想有好的前途，就必须到城市求学应试。一旦入仕，便在城市里居住下来，成家立业。科举制
起了将社会精英不断吸收到城市的作用。
如上所述，魏晋动乱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其权力的基础扎根于宗族的聚居与对乡村的控制。《通典•乡党》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
说：“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
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猥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
，先为乱阶。”因此，国家在地方上的统治，有赖于地方大姓的支持配合。《魏书•陆＠⑤传》载陆＠⑤于相州刺史任上，对“州中有德宿老
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
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由此即可见其一斑。
科举制长期实行之后，乡村世家大族由于上层优秀分子不断被吸引到城市而实力大减；而迁居城市者对原来乡村的影响力也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降低。相反，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则由于士族势力的削弱而日益增强，门阀政治便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向国家官僚制度推移。这个过程虽然缓
慢，却扎实而难以逆转。实际上，在唐朝几次重大的社会动乱中，都很难再见世家大族呼啸而起的场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门阀士族随着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达而分化衰弱。
需要注意的是，唐朝一些士族高官辈出的现象，这固然是门阀政治的一种表现，但与南北朝唐初的情况有着不易觉察却颇具实质意义的区
别。前一个时代，国家的统治更依靠于士族的支持，士族出仕更具有自身实力的背景；而后一个时代，士族的维续更多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
其入仕升迁更多依靠的是官场的背景。而且，士族的大量出仕，加速了其城市化的进程，也加速了其自身盛极而衰的演变。如果说士族阶层是
社会演变与生产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其衰退的根本原因也必定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科举制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在这里，我只是对科举制在唐宋之际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略陈思绪，希望有助于对科举制
全方位的考察。
作者：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吴在庆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
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
几个问题》中进而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
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至此，科举制与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关系已表述得很明确。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即谓：“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律赋尤
为可厌。”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胡唐论诗》条引胡唐之言：“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
学，不因上之所取也。……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上述不同议论，今天看来既有可取
者，也有不稳妥之处。上提及的程、傅二先生即已有所匡正阐发。
唐代科举制对唐代文学是有影响的。影响既有不良的方面，也有好的促进的方面，但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能绝对化，而需要具体分析，将它
限定在一定的时间与范围内。比如，我们不能认为初盛唐间已繁荣的唐诗创作，与科举制度的促进有关，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唐初，科
举考试只试策，高宗永隆二年以后才加上帖经，此年后又有杂文之试，但最初杂文只试箴表论赞等，后才渐试赋或诗。据傅璇琮先生研究，杂
文专试诗赋是在开元、天宝之际，而此前，唐诗已呈现繁荣局面。因此，我们不能说初盛唐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的促进有关。相反地，倒是
如傅文所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
广泛影响的结果。”科举考试诗赋对诗歌不良的影响，以表现在省试诗上为明显。不可否认，省试诗也出现过较好的作品，如钱起的《湘灵鼓
瑟》、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诗。他们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和“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句，诚为
神来之笔。但省试诗之佳者却如凤毛麟角，大量的是性灵、风格两失之作。诚如《丹阳集》的作者所说：“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
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
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31）当然，也不能因大多省题诗之平庸而论定科举考试试诗赋对诗歌只起到
不好的影响，应该看到它对诗歌创作也起到某些好的促进作用。这可从以下三方面看。
其一，唐代的进士科尤重文词，而诗赋是最能显示士子的文学才华的，在正常情况下，诗赋的好坏对士人的弃取实际上起着颇重要的作用
。诗赋倘突出，就易为有司称赏录取。开成二年高锴之取李肱为状元即如此。他在《先进五人诗赋奏》中即称：“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诗》
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人才俱美，前场吟咏，近三五十遍，虽使何逊复生，亦不能过，……臣与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固
然进士科所试诗具有一定的程式，如唐文宗开成元年秋对礼部侍郎高锴所诏示的，“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范摅《云溪
友议》卷上《古制兴》）这对试诗作者有所拘缚，并因此而影响及其平时为应试而准备的练习诗作，产生某些不良作用。但是诗歌既然已成了
科举仕进的一块极有效的敲门砖，一般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敲开仕进之门，这也就必然迫使他们更加重视诗歌，讲求诗艺，同时也促使
更多的人来关心与创作诗歌。诗歌创作成为有唐一代经久不息的社会风尚，应当与科举试诗的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明乎此，明人王嗣ｓｈì
＠⑥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的这段话，也就更能理解了：“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精力，千奇万怪，何所不有？”
其二，科举制与文学的关系还与唐代科举制下行卷的风气有关。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
，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唐代科举有举荐、通榜等制度，因
此士子即以诗文先贽见达官显要或文学名人，冀为其赏识延揽举荐。这样士子们行卷时就必须呈献其自认为最佳的诗文，因此他们对所献诗文
就极认真讲求。《南部新书》庚卷载，唐人“裴说应举，只行五言诗一卷。至来年秋，复行旧卷。人有讥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
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咸谓知言。”这则记载即是这一风气的产物。在这风气下，其对诗艺的提高专精所起的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而
行卷中所出现的佳作也是屡见诸记载的。如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门即记：“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
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他如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白居易的《赋
得古原草送别》等诗，亦即此类之佳作。不特诗歌如此，唐人行卷时也有文章或传奇，而他们所作又往往吸收社会上大家所关注的事件与话题
，如《唐国史补》卷中《晋公祭王义》条所记的：“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ｈàｎ＠⑦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
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又如孟才人殉武宗后，诗人张祜即赋《孟才人叹》诗，其序有云：“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
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以此，唐代科举的行卷之风对唐代古文以及传奇小说的勃兴也都起到某些推动作用。
其三，诗歌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内容、情采、风格，也与词藻声韵很有关系。对声韵对偶等诗歌技巧的讲求，初唐时即为人所重视。此后科
考中对诗赋在声律上的要求，尽管出现雕琢绮言、破碎句读等弊病，但对诗艺的提高，诗歌的和谐精美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五代词人牛希
济在《文章论》中即提到科考中对声律的要求：“今有司程式之下，诗赋判章而已，唯声病忌讳为切。”因此这必然就出现有司“专以辞赋取
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孙明复：《与范天章书》，见《孙明复小集》卷二）试者如果犯官韵以及违反规格，就为有司所
黜，唐人宋济因误失官韵而不得及第即是显例。关于这一问题，傅璇琮先生在上举专著中即有所揭橥。
我以为科举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更深广而有意义的，还在于对诗文尤其是诗歌的题材内容的影响。科举制度引发的唐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
的歌吟叙述，产生了与此有关的大量诗文。它们不仅涉笔于社会政治、经济、风情习俗等状况，而且全面地展现了科举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
读书习业、乡举里选、投文干谒、漫游邀名、场屋省试、及第落第、慈恩题名、曲江杏园游宴、送行赠别，等等。其中既有离乡别亲的乡思悉
怅，奔波赴举途中的艰辛与孤苦，干谒求人的哀哀之情，落第失意的悲哀与忿慨，也有誓折月中桂以实现拯济民生理想的豪情壮志，擢第时的
感激与欢乐，举子间的友情与相慰，漫游山川的赏心悦目之情。可以说，举凡士子们的科举生活种种状况及其喜怒哀乐之情，均呈现在他们的
诗作与文章中。就因为有了科举生活，才会有文人们在及第或落第后的宴集盛会、赋诗作序饯送之诗文。如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冷朝阳
传》载，冷朝阳登第返江东省觐时，“自状元以下，一时名士大夫及诗人李嘉ｙòｕ＠②、李端、韩＠⑧、钱起等，大会赋诗攀饯。”这样的
场合也就促进了诗文的创作。也正因为有科举生活，才有温宪的“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的
哀诉，才有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登进士第之欢的脍炙人口之句。据此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士子们的生活状况与精神心
理风貌，从而从其科举生活的角度更具体地了解唐代社会的习俗风貌。由此也可见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作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下加升
＠②原字为社的左部右加右
＠③原字为折下加心
＠④原字为王右加景
＠⑤原字为香右加拔的右边
＠⑥原字为大两边加百
＠⑦原字为打的左部右加干
＠⑧原字为羽右加肱的右部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来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网络版
http://hoe.peizheng.edu.cn/jiaoyushi/xkxxmain.asp?id=602